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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精神智力] 一位精神障碍患者的故事:住院30年,有家回不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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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3-4 23:49:2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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玲姐爱写日记,几十年来,日记写了几十本。遇到重要的事,她就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。
本报首席记者唐闻佳摄。

      现在,玲姐依旧充满着生活的劲头,憧憬着自己与家人的未来。她的故事仅是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群体中的一个小片段

  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,玲姐在这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世界上有几十亿精神病人,我是其中之一。我的精神病已经痊愈,但还有许多患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,我很同情他们,希望有更好的治疗药物,能将所有精神病患者治愈,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”

  “春节,汇报演出。”玲姐在随身小本上认真写下这行字。新春佳节,医院给不回家过年的病友举行联欢会,她是“老文艺”,一口答应了。算起来,跨过新年,玲姐已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“住”了30年。

  川流不息的沪闵路上,这是一个特别的“家”:九幢西式风格的红色二层病房和一栋教堂式建筑静静伫立,清水红砖的外墙露出岁月的斑驳,墙垛间是数面铁窗……有的精神病患者大半生在此度过。

  玲姐在这座“神秘的红房子医院”住很久了,久到她可以清晰地讲出每一处建筑的历史、改建过的痕迹;她清楚这里的每块石头、每棵树的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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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病院的恋爱:用红线绣下“友谊”二字

  玲姐第一次发病是在1975年,她发疯似地在街上乱跑,最后跑上一栋小楼往下跳,腿折了。爸爸把她送进精神科治疗,住院四次,吃了很多药……诊断书上写着“精神分裂症”,一类重性精神障碍。这年,她18岁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精神障碍患者“住院难”是中国精神医学界的普遍难题。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(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)落实了各区县精神病防治站的建立工作,上海这才逐渐形成精神卫生诊疗“三级防治网”,后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“上海模式”。

  在此期间,玲姐辗转住过不少医院,直到1989年,她第一次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,此后便常来常往——病情稳定了出院,发病了又住进来,一晃就是30年。她的病史积累了厚厚一本,上头有好些医生的签名,有的已退休,还有的过世了。如今,这本病史交到80后医生陆佳瑞手里。

  “如同接力般,要好好照顾它们。”陆佳瑞明白接过这些病史的分量。

  玲姐在这里好好“住”着,还经历了三段恋爱。第一个男朋友身高一米八,她买了块手帕,用红线绣了“友谊”二字,算是给他的第一封情书。对方回了一张纸条:“红豆生南国,此物最相思,巾帕送友谊,礼轻情意重……”说起精神病院的恋爱往事,玲姐依然情真意切。

  第二个男友出现在1993年,医院组织排练跳舞,他俩是舞伴;第三个男友出现在2011年,“我有好吃的就给他,他也给我,送西瓜、牛轧糖、肉脯……”这是精神病院的恋爱画面,在这里,牵手很难,常常几个月都见不上,不同病区的病人在集体康复训练时可能偶遇,也只是“眼神交流”。

  “在精神病院谈恋爱,没有浪漫的动作。”玲姐曾在日记里感慨。她感谢好心的医务人员,会让他们交换礼物。她也感恩这三段恋爱,“在精神病院,还有异性朋友说说话,这成了我的精神寄托,每天愿意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。”

  “爱情不在,友谊在”。她这样总结,清醒得让人恍惚间忘了这是一个病人。



30个春节,不断告别,也不断认识新人

 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的前身,是建于1935年的上海普慈疗养院,为当时亚洲最大、设备最齐全的精神疾病诊治专科医院。几十年过去了,周围一切都在变,就连门口的沪闵路都翻修、加高了好几次,甚至比医院的路面还要高出几十厘米。这座医院依旧如故,为精神病患支起一个温暖的“家”。

  “春节联欢会开得很热闹。我们大合唱,全体队员穿上演出服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谁也不像是一个精神病人……我们有自己的艺术天赋。等我们痊愈了,定会走出病院,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。”玲姐说,每年春节他们都有文艺汇演,还会一起观看央视春晚。

  玲姐在这里度过了30个春节,以及许多其他节日。植树节时,她写道:“我最喜欢松树,它高耸入云,巍然屹立,做人也应该如此,挺拔强壮,经得起风雨的考验。”儿童节时,她写道:“快乐不代表一切都很完美,它意味着你决定忽略那些不完美。”

  很长一段时间,都是爸爸来看她,直到1993年3月,“爸爸最后一次来看我,买了两大包点心,十只大苹果(本来只带两只),零用金放了四十元(本来只放五块钱),我意识到爸爸要走了。”玲姐的预感真准,爸爸从此再没来过。

  后来轮到哥哥定期来看她。38岁生日这天,玲姐给妈妈写了一封信,想跟妈妈道歉——当年发病,她打过妈妈。信写完了,哥哥说,姆妈已经走了,不告诉她,是怕她受刺激,病情反复。这是母亲去世后的一年零四个月,玲姐哭了三天。

  几十年光阴,她送走了很多人,也迎来了很多人,大多是病友。“今天,我做了一件好事,帮病友挖大便,虽然又脏又臭,但病友十分感谢我,助人为乐,乐在其中。”她会在日记里记录一些医院里的重要友谊。

  2017年12月7日是玲姐的“住院33周年”,也是她第六次住进精神病院。“前五次我都回家了,因为我有轻生的举动,爸爸不放心,让我住院学东西。爸爸20年不来了,没关系,我很安心,与病友相处融洽,大家都喜欢我,我也乐于助人。”这天,她还在日记里摘抄了一段英文: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(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可以被打败)。


最大心愿:“想挣钱,好给盲哥哥看眼睛”

  玲姐清楚自己的病。“就是太骄傲,从小在表扬中长大,结果遇到落差,受不住了,吃了很多苦头。”她这样向记者分析自己的“病因”。

  几十年与疾病“斗争”,她也有了自己的方法——练书法。她说,这样好让自己冷静下来,总比吃药、打针强。

  “她其实可以出院了,但似乎回不去了。”陆佳瑞与玲姐相识快十年了。2009年,他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院区当住院医师,在病区见过玲姐;2017年他晋升为主治医师,到闵行院区上班,又见到了玲姐。

  玲姐喜欢这个“好商量、不太凶”的后生,还专门给他写过一幅毛笔字:“高尚的医德,高超的医术”。陆佳瑞也慢慢知晓了玲姐的家庭情况:哥哥、嫂嫂与侄子住在父母留下的小房子里,她和哥哥都长大了,而房子似乎变小了,她回家也没地方住了。

  62岁的玲姐病好了,知道自己暂时回不去了,她指了指病房,说:“这里就是家。”

  如今,嫂子半年来看她一次,结清医药费。玲姐喜欢嫂子,“下着大雪还来,给我带很多好吃的,螃蟹、龙眼、蛋糕……”

  玲姐是医院里“尚可交流的明星病人”,有记者采访过她。对此她很起劲,她告诉陆佳瑞,想上电视、想挣钱、想出名,因为这样才有机会给盲哥哥看眼睛。原来,哥哥后来不来了,是因为眼睛快看不见了。

  “出名了,可以给哥哥治病,或者给他找一条导盲犬。”玲姐说,她只有一个哥哥,希望哥哥比她幸福。

  现在,玲姐依旧充满生活的劲头,憧憬着自己与家人的未来。她的故事仅是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群体中的一个小片段。

  几十年来,我们经历了大众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称为“武疯子”的年代。如今,大家对精神疾病与心理健康的认识提高了,药物与治疗手段丰富了,但精神卫生事业还远未抵达终点。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教授感慨:“有人说,精神病人是可怕的,精神卫生中心是神秘的。我们首任院长粟宗华教授有句名言:‘精神病患者的病史都是血和泪写成的’。他们也是有血、有肉、有感情的人,但在回归社会的路途中,自身的病耻感和外界歧视的目光是最需要跨越的坎。”

  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,玲姐在这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世界上有几十亿精神病人,我是其中之一。我的精神病已经痊愈,但还有许多患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,我很同情他们,希望有更好的治疗药物,能将所有精神病患者治愈,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”  (文中患者为化名)

编辑:天涯一梦(同类天使)
来源:文汇报,新浪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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